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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转让制度研究

2008-02-22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案情简介] 原告北京太格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格印象) 法定代表人王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杨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长江,湖北枫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飞乐)。 法定代表人黄俭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汤

  [案情简介]

  原告北京太格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格印象)

  法定代表人王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杨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长江,湖北枫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飞乐)。

  法定代表人黄俭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汤敏煌,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青,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贵州出版社)。

  法定代表人罗新民,社长。

  委托代理人汤敏煌,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青,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臣刚,自由音乐人。

  委托代理人李祥平,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虎,太格印象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王禹 琦,太格印象公司职员。

  第三人田传均,文化经纪人。

  委托代理人周勇,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逄伟平,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侵犯著作权纠纷

  2002年7月13日,王虎与杨臣刚签订合同,主要内容:王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拥有对歌曲《这样爱你》(后改名为《老鼠爱大米》)的永久版权,并永久保留杨臣刚的作者冠名权;杨臣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04年元月止,不得利用此歌曲进行任何商业性的盈利活动,自2004年元月起,王虎允许杨臣刚拥有此歌曲的商业演出权;合同在签订之日起生效。

  2002年11月6日,田传均与杨臣刚签订合同,主要内容为:杨臣刚以每首2000元的标准将其创作的歌曲《如梦初醒》、《这样爱你》的著作权转让给田传均;杨臣刚将作品版权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田传达均;杨臣刚转让给田传均的以上权利为田传均独家所有,田传均有权在全世界永久性使用,杨臣刚再不得许可或转让给其他第三人使用本合同作品;田传均有权在其权利范围内行使和许可、转让给其他第三人使用本合同作品,不需经杨臣刚同意;杨臣刚应保证所转让版权的作品为其自己创作,拥有完善版权,无侵犯任何第三人权益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如因此原因致使田传均产生损失均由杨臣刚负责赔偿等。田传均与杨臣刚均称杨臣刚已于该合同签订之后向田传均交付歌曲《这样爱你》词曲手稿。

  2003年3月1日,王虎与杨臣刚签订合同,主要内容为:自2003年3月1日起杨臣刚与王虎无偿转让歌曲《这样爱你》的永久版权(作品见附件),王虎受让的权利种类包括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放映权、广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以及其他所有法定著作权权利,王虎受让作品版权无地域限制;杨臣刚作为作品作者享有作品永久冠名权;自王虎受让作品版权之日起,杨臣刚不得许可第三人使用此作品;从此作品版权转让之日起四个月之后,杨臣刚可使用此作品进行非商业性和非盈利性的演出,2004年6月1日杨臣刚可使用此作品进行商业性演出;杨臣刚应保证转让版权之作品绝无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权益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如因可归责于杨臣刚之事由,而被王虎因使用本作品遭受第三人主张权益或触犯法律法规,概由杨臣刚负责解决排除,并赔偿王虎因此所受之损失。

  2003年4月20日,王虎做出书面版权转让声明,主要内容为:声明人王虎曾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与杨臣刚签订合同,并由此享有了歌曲《这样爱你》的词曲版权;王虎将上述权益全部无偿转让给北京太格印象公司。

  2004年10月10日,杨臣刚与广东飞乐公司签订合同,其中包括杨臣刚授权广东飞乐公司独家使用、制作、发行歌曲《这样爱你》等条款。后广东飞乐发现杨臣刚此前曾与他人签订歌曲词曲的著作权转让合同,认为田传均已通过与杨臣刚签订合法有效的著作权转让合同而成为该歌曲词曲的真正著作权人,故与田传均联系并从其处取得使用该歌曲词曲的授权。

  [当事人的诉辩主张]

  原告太格印象诉称:杨臣刚与王虎分别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签订二份合同,约定杨臣刚将歌曲《这样爱你》的著作财产权转让给王虎,后王虎于2003年4月20日将该权利转让给我公司,故我公司系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人。广东飞乐和贵州出版社未经我公司授权,擅自使用该歌曲词曲制作CD光盘出版发行,侵犯了我公司的著作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广东飞乐和贵州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并在《法制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向我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广东飞乐辩称,我公司于2004年10月10日与杨臣刚签订合同,约定杨臣刚授权我公司独家使用歌曲《这样爱你》词曲,其时我公司对杨臣刚曾与王虎、田传均等人签订该歌曲词曲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并不知晓。后我公司发现杨臣刚的授权存在瑕疵,故从曾与杨臣刚于2002年11月6日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的该歌曲词曲的真正著作权人田传均处取得该歌曲词曲的使用权。王虎与杨臣刚于2002年7月13日签订的合同缺少著作权转让合同的必要条款,合同尚未成立,且杨臣刚签约之后并未向王虎实际交付该歌曲词曲,故王虎并未实际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田传均作为受让该歌曲词曲的真正著作权人有权许可我公司使用该歌曲词曲。我公司使用该歌曲词曲具有合法授权,亦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之责任。太格印象在该歌曲词曲的著作权属最终未确定之前,无权向我公司提起侵权之诉,且太格印象要求我公司赔偿巨额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故不同意太格印象的诉讼请求。

  被告贵州出版社辩称,我社从广东飞乐处合法取得授权出版含有歌曲《这样爱你》的CD光盘,无任何过错亦不承担侵权责任,故不同意太格印象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臣刚述称,我与王虎分别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签订的二份合同虽所涉歌曲均名为《这样爱你》,但实则为二首完全不同的歌曲,而田传均于2002年11月6日通过与我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实际受让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权并有权进行处分。我与王虎于2003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载有仲裁条款,法院将我和王虎均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妥,本案应由武汉仲裁委员会主管。我所持其他意见同广东飞乐和贵州出版社的意见,我认为广东飞乐已从田传均处合法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使用权,故广东飞乐、贵州出版社均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第三人王虎述称,我与杨臣刚于2002年7月13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因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属性,我于该合同签订和生效之时即已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且杨臣刚已于该合同签订之后向我交付该歌曲的词曲手稿。我与杨臣刚于2002年7月13日所签合同的细化约定和部分变更,其时我实际上早已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后我已将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合法转让与太格印象,故我认为太格印象可以要求广东飞乐和贵州出版社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人田传均述称,杨臣刚与王虎分别于2002年7月13日和2003年3月1日签订的二份合同约定的版权转让时间不同,在此二份合同约定互相矛盾的情况下版权的转让时间应以2003年3月1日合同约定为准,且杨臣刚并未于2002年7月13日合同签订之后向王虎实际交付歌曲《这样爱你》的词曲手稿。而我与杨臣刚于2002年11月6日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杨臣刚已向我实际交付该歌曲手稿,我已实际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权并有权进行处分。我所持其他意见同广东飞乐和贵州出版社的意见,广东飞乐使用该歌曲词曲制作CD光盘已得到我的授权,故广东飞乐、贵州出版社均不应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审理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虎与杨臣刚于2002年7月13日所签合同于签订之时合法成立并生效,其时歌曲《这样爱你》词曲已由杨臣刚创作完成且内容固定,该歌曲词曲著作权亦于当时转移,杨臣刚于签约之后是否向王虎实际交付该歌曲的词曲手稿或杨臣刚实际交付的词曲手稿是否为其本人所书写,均无碍于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前即已实际知晓歌曲《这样爱你》的词曲,王虎于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之时已行使该权利。及至2003年3月1日王虎与杨臣刚签订第二份著作权转让合同之时,杨臣刚已非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人,而王虎作为真正权利人与杨臣刚对其著作财产权内容时行详细约定,并授予杨臣刚较之2002年7月13日合同更大范围的演出权等,系王虎自由处分其受让取得的著作财产权之行为,该合同亦合法有效,其中关于权利种类、转让价金、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约定如与2002年7月13日为准,但因王虎已于2002年7月13日实际受让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该份合同中约定的自2003年3月1日起杨臣刚向王虎转让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复制权等列举权利应为强调之义,此处的2003年3月1日时间约定已无实际意义。王虎于2003年4月20日将其歌曲《这样爱你》词曲享有的权益全部无偿转让给太格印象公司,应属合法有效,太格印象公司由此成为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权财产权人。杨臣刚于2002年11月6日与田传均签订著作转让合同时已不再是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人,该转让行为应属无权处分。而该歌曲词曲的著作财产权人太格印象公司未对该无权处分行为予以追认,杨臣刚亦已无法在与田传均签订合同之后再行取得处分权,故田传均无法据此合同受让该歌曲词曲著作权。杨臣刚于2004年10月10日与广东飞乐签订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情形亦是如此,其后广东飞乐公司与田传均签订合同亦无法补正其权利瑕疵。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无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对于作为无形财产的著作权来讲,现并无与之相关的适当公示方法及相应的公信力,在著作权曾数次转让情况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可能发生诸多第三人均享有著作权之冲突,从而导致无法保障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亦无法保护交易安全,故田传均不能取得歌曲《这样爱你》的词曲著作权,广东飞乐公司亦不能取得该歌曲词曲的许可使用权。

  虽然广东飞乐公司、贵州出版社使用《这样爱你》词曲之时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但其行为客观上未经该歌曲词曲著作财产权人太格印象公司许可,应立即予以停止并向太格印象公司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但对北京太格印象公司要求广东飞乐公司、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公开致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东飞乐公司、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未经北京太格印象公司许可使用歌曲《这样爱你》(又名《老鼠爱大米》)词曲制作录音制品的行为;二、 广东飞乐公司、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赔偿北京太格印象公司经济损失十五万元;三、驳回北京太格印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后,广东飞乐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太格印象并未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著作财产权,要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并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二审审理期间,飞乐公司与杨臣刚共同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该证据系一审宣判后形成),即(2005)武仲裁字第700号《裁决书》,法院查明:武汉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9月29日受理了本案案外人肖飞与本案原审第三人杨臣刚之间的版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并于2006年1月6日作出(2005)武仲裁字第700号《裁决书》。该《裁决书》载明:仲裁庭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23日,肖飞与杨臣刚签订《版权转合同》,约定杨臣刚将自行创作的歌曲《这样爱你》(后被更名为《老鼠爱大米》)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和应当由歌曲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绝卖给肖飞,肖飞以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受让取得《这样爱你》的全部版权即《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17项权利。同日,杨臣刚将歌曲《这样爱你》的手稿交给肖飞,并出具写有“今收到歌曲《这样爱你》转让费伍佰元整”的收条给肖飞。仲裁庭认为肖飞与杨臣刚签订上述《版权转让合同》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该合同涉及人身权的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综上,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版权转让合同》部分有效,即歌曲《这样爱你》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和应当由歌曲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属于肖飞;《版权转让合同》中涉及人身权的部分无效,即歌曲《这样爱你》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杨臣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仲裁书》为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裁决,现并无证据足以推翻该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即2001年12月23日,杨臣刚已经将歌曲《这样爱你》词曲著作权中除涉及人身权以外的所有权利转让给肖飞。杨臣刚于2002年7月13日及2003年3月1日与王虎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时杨臣刚已不再享有歌曲《这样爱你》词曲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该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现王虎没有证据证明该歌曲词曲著作权中财产权的所有人肖飞对该无权处分行为曾经予以追认,王虎无法据上述合同受让该歌曲词曲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因此,王虎于2003年4月30日所作出的书面版权转让声明将歌曲《这样爱你》词曲著作权转让给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属于无权处分。现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词曲著作权中财产权的所有人肖飞对该无权处分行为曾经予以追认,故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亦不能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的著作财产权。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符合起诉的条件。故北京太格印象公司不是歌曲《这样爱你》词曲著作权中财产权的所有人,却以著作权中财产权所有人的身份起诉广东飞乐公司、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权,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必须具备的条件,原审法院不应当受理本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第186条之规定,作出二审裁定:

  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北京太格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的起诉。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法院是否权直接处理当事人约定有仲裁条款的事项

  二、著作权转让制度

  三、对于没有明确权利种类的著作权转让合同是否能够认定其成立并允许另一方当事人行使未明确转让的权利

  四、著作权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

  五、二审期间的新证据

  [评析]

  一、 法院是否有权直接处理当事人约定有仲载条款的事项;

  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在歌曲《老鼠爱大米》的原始著作权人杨臣刚与王虎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有因该合同产生的争议由武汉仲裁委员会主管的条款,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任何法院对上述仲裁主管的事项均无权管辖,在太格印象向广东飞乐等主张侵权的诉讼中,太格印象是否享有歌曲的著作权是确认广东飞乐等侵权与否的前提,而确认著作权的归属正是杨臣刚与王虎著作权转让合同争议的焦点,属于武汉仲载委员会主管的仲载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正如一审法院所说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无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前必须经过确权之诉的制度规定,而事实上对任何侵权之诉作出裁判的前提条件必然包括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对权利归属情况进行确认,侵权之诉吸收确权之诉系自然逻辑使然。但在本案这种情形下,权利归属争议很大,而且要审查本案原告太格印象是否享有著作权,必然审查杨臣刚与王虎签订的《老鼠爱大米》著作权转让合同。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有因该合同产生的争议由武汉仲裁委员会主管的条款。如果在侵权之诉中也吸收确权之诉,很显然这是人民法院把不该自己主管的案件进行了审理。

  笔者认为,案件的正当程序首先应当是由提起侵权诉讼的太格印象要求王虎向武汉市仲载委员会申请仲载,待武汉仲载委员会确定歌曲著作权的归属后,再由法院处理太格印象与广东飞乐等之间的侵权诉讼。一审法院在主动追加该著作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杨臣刚、王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查明上述情况后,仍将该确权之诉吸收到侵权之诉中进行审理,实际上直接处理了合同当事人约定好的仲裁主管事项。这与民事诉讼法关于仲载与诉讼程序的规定相悖的。故此本案在提起侵权之诉前必须经过确权之诉。

  二、著作权转让制度

  纵观本案,不难看出,本案是由于原始著作权人的一物数卖行为所引起的,所谓一物数卖,是指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的行为。(注:王轶著《论一物数卖》,《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1月29日)。如何来规范这种行为以避免纠纷,除了依靠行为人的法律意识与诚信外,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国家法律的强制具体性规定。所谓著作权转让,是指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有效期内将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他人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一种行为。我国法律虽赋予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但并未改变转让的仍是一种无形智慧成果的性质,它与有形财产转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可以重复转让(注:来小鹏著《限制著作权转让的法律思考》,《中国民商法律网》)。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著作权转让制度的规定确存在着瑕疵,即通过转让合同等法律行为继受取得著作权的,著作权从何时转移给受让人?是著作权转让合同成立时还是以交付标有著作权成果的载体时亦或是经过国家职能部门批准登记时?我国国家版权局于1994年12月31日发布了《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规定了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对于著作权转让合同,也仅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著作权转让合同“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从这些规定看出,我国现行法律对著作权仅仅规定了自愿登记制度,对著作权转让合同规定的也是自愿备案制,而是否采取登记、备案方式,往往取决于著作权人,国家并不能加以干预,且登记、备案与否也并不影响继受著作权人依合同、继承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著作权。对于转让形式,我国在修订《著作权法》时,规定著作权转让“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但并未明确合同成立时著作权随之转移。 “著作权堪称是最复杂的一种权利” (注:夏叔华主编:《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69页)。由于作品种类多样,形式多样,著作权本身是种无形智慧成果,受让人不能基于对所有物的占有来表明自己的权利,“权利人在获得权利之前或之后,均未以明确的‘要求书’形式向公众昭示其权利范围” (注: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94页),而原始著作权人或受让人的上手就能够很顺利地重复转让,而受让人无法查询转让人是否是真正的著作权人,著作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往往处于不稳定的情况下。受让人在其受让著作权后,对受让的自己认为已经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包装或投资投入市场,以期获得更大利益时,真正的著作权人便很有可能会寻上门来与之打官司,我国法律也并未规定著作权转让领域的善意第三人制度,所以受让人也会觉得冤屈,因为其无过错而要受到损害(对于受让人无过错是否构成侵权将在下个问题中谈及)。从整个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这就会阻碍整个产业的正常发展。

  在我国著作权法未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应以登记、交付等方法变动为要件的情况下,著作权从何时转移给受让人呢?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民法通则、合同法与著作权法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均应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即著作权的转移应当以交付为要件。诚然,著作权较之一般的标的物,其具有无形性和非物质性的特点,不会发生有形的占有和交付。著作权书稿等有形载体的交付并不等于著作权本身的交付,但著作权本身的交付必然会以有形载体的交付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根据著作权转让的交易习惯可以看出,著作权的转让通常是将原始稿件作为合同的附件进行交易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对著作权转让制度未出作更有效的制度前,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取得应该是与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即以交付一定的载有著作权的标的物为要件。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转让制度是不完善的,甚至说是法律缺乏的。如何规范著作权转让制度以限制著作权人重复转让保护交易安全呢?我国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这就规定了以著作财产权设立质权需登记制度,而整体著作权转让现行法律并未规定登记制度。我国知识产权法领域,规定了专利权、商标权的公示方式,而未有著作权的公示方式,这对目前著作权制度的发展是滞后的,如何完善这种制度,避免纠纷。笔者认为:著作权转让建立公示制度,赋予著作权转让合同的登记以对抗效力。著作权公示就是要使著作权具有可识别性,通过公示使著作权法律关系得以公开透明,使当事人及第三人直接从外部就可以知悉著作权的存在及其现状,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著作权转让秩序和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于著作权转让合同,法律应明确规定实行登记生效主义的制度,非经登记,不产生著作权变动的效力,并规定国家知识产权部门统一负责著作权转让合同的登记。这样的制度便确定了著作权取得的须经公示,更好的维护著作权转让双方及第三人的利益。

  三、 对于没有明确权利种类的著作权转让合同是否能够认定其成立并允许另一方当事人行使未明确转让的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第26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这条规定意味着著作权转让合同对转让的权利种类约定不明,但有证据证明著作权人曾有转让的意思表示时,法官应当从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出发,对转让的权利种类时行严格的限定,在合理的限度内做出有利于著作权人事实认定和合同解释。我国绝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权利种类条款是订立著作权转让合同首先应当明确的,它是著作权转让合同的基本特征,是订立合同其他条款的基础或前提,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和必备条款。本案当事人杨臣刚与王虎于2002年7月13日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中只约定王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拥有对歌曲的永久版权,但对于版权的具体权利种类、价款和地域范围没有任何规定。而一审法院认定王虎根据此合同而取得歌曲《这样爱你》词曲所有著作财产权是值得商榷的。

  四、著作权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

  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在确认歌曲的著作权归太格印象所有以及认定了广东飞乐等被告无任何过错或过失时,仍判决广东飞乐等被告承担巨额侵权赔偿责任,这就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适用了无过错原则。笔者认为这种归责原则是错误的。

  “归责”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依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注: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由于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等,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中采取何种归责原则,表明了立法者对不同侵权行为的价值判断,也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强制性的利益分配方案。(注:姚欢庆著:《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归责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法和理论的重要核心,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准则.在著作权侵权法律规定及理论不尽完备的情况下,准确地掌握和发挥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功能,尤为重要,民事侵权归责原则,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确定侵权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归责,是指以何种根据使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即是以侵权人的过错还是应以损害结果或是以公平考虑作为标准,使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归责原则不同于赔偿原则,前者是解决以何根据承担责任,后者是责任确定后解决怎样进行赔偿问题。

  根据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的基本理论,民事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表现,(注:蒋志培著,论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中国民商法律网》)。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包括著作权侵权案件,应当由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主观上的过错是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缺少这一要件,即使侵权人造成了损害事实,并且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要求把过错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而不是把过错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依据,如果降过错责任原则作为确定赔偿范围的依据,就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完全得到补偿或者使受害人形成不当的收入,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正是由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这种地位和作用,才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惩罚侵权行为人违法行为这样双重性质.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民事责任的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注:蒋志培著,论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中国民商法律网》)。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我国现行法律对一般侵权行为规定的都为过错责任原则,另外,无过错责任原则多适用于高度危险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本身是合法的,正是为了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才适用了这一原则,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显然谈不上高度危险,虽然它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这些侵权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也非常明显。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它已经没有了过错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正如有人指出那样,无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的教育、制裁等职能的否定,因而不具有侵权责任本来含义(注:王利明著:《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22年版,第17、128、151、77、92页)。对著作权侵要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都忽略了过错责任原则的惩戒、教育功能。而且对具体某种行为是否适用无过错原则法律均是在法律有明文性规定的情况下适用的,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并未将无过错原则适用于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中,既然法无特殊明文规定,那么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应适用一般的过错归责原则才是符合法律之精神的,不能以法官的意志为转移,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其适用范围。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三个要件:损害事实、过错、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注:马骏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5页)。如缺乏其一,侵权行为是不能成立的。根据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该主要为过错责任原则和一定条件下的过错推定原则。其中过错推定原则在处理著作权侵权赔偿纠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著作权损害赔偿中,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还有待于理论的探讨和法律的明确规定。(注:蒋志培著,论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中国民商法律网》)

  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注:蒋志培著,《加强对著作权的司法保护》,《中国民商法律网》)。故此,在本案中,广东飞乐等被告在法院确认其本案中出版、制作、发行有合法来源,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没有过错的同时,认定其侵权行为成立的,并要求其承担巨额赔偿是错误的。

  五、二审期间的新证据

  在本案的二审审理过程中,广东飞乐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在一审判决之后,武汉市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案外人肖飞与杨臣刚的一份关于歌曲《老鼠爱大米》著作权的仲裁书,该仲裁书确认了歌曲《老鼠爱大米》著作财产权归肖飞所有,因为杨臣刚在与王虎、田传均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更早前便与肖飞就该首歌曲签订了著作权转让合同,根据一审双方所持有并被法院所认同的观点:先合同效力优先于后签订的合同,确认歌曲《老鼠爱大米》著作财产权归案外人肖飞所有,似乎令太格印象不得不接受。二审法院也以此裁定撤销了原审判决,并以太格印象非歌曲《老鼠爱大米》著作财产权人,不具备起诉必备条件,驳回了太格印象对广东飞乐、贵州出版社的起诉。这一结果令太格印象始料未及,一审双方都以自己所持有的合同来证明为著作权财权人时,却未曾想到所争辩之权利早已另归他人所有,太格印象无法取得歌曲《老鼠爱大米》著作财产权,其对广东飞乐等的起诉自然也与法不符,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我国著作权转让制度已势在必行。

  汤敏煌、崔青、李晴文

2008-02-22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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