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合同法第36条

2008-05-02 来源: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同其它国家一样,瑞典私人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合同是有约束力的。这个原则源于另一个基本原则,即合同的订立是自由的。但又有例外,即合同强迫执行与否将视合同所含的条款而定。在介绍推销法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例外,还有另外一种例外。这两者在法规和司法理
同其它国家一样,瑞典私人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合同是有约束力的。这个原则源于另一个基本原则,即合同的订立是自由的。但又有例外,即合同强迫执行与否将视合同所含的条款而定。在介绍推销法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例外,还有另外一种例外。这两者在法规和司法理念中已存在多年了。即,违反刑法规定的合同;或者由于单方面或相互的原因,造成错误而导致的合同;法庭将拒绝强制执行这两类合同的要求。1936年制定了期票法。根据该法第8条,如果某些明显与良好的商业惯例矛盾,或其它不恰当的条款成为合同的主要内容,将允许法庭在期票交易中,改进或拒绝某些不恰当合同条款的强制执行。到50年代末,最高司法法庭宣布这些规定适用于所有的合同。  尽管上述对“无理、过分的合同条款”的改进或使之无效的规定,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代中确定存在,瑞典的法庭在使用时也频为限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一案件都有其特殊的情况,所做的决定要与之密切相符。期票法中第8条具有重大意义的规定,仅仅适用于下列合同条款:即在合同形成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而成为不恰当合同条款的内容。当然,它也要求这个合同条款明显地不适当。  合同条款法制定后不久,为禁止商人利用单方面的合同条款,保护消费者利益,瑞典政府也开始在私人合同法律领域内,对立法进程推行同样的政策。1974年立法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报告,1976年瑞典议会制定了下列内容,作为1925年制定的合同法的第36条:  “如果从合同内容,合同形成时的情况,随后的事件或其它情况等各方面看,合同条款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合同的条款是可以调整的,或者不允许强制执行。如果要调整或不允许强制执行的条款,对合同具有重大意义,以致于不能合理地要求调整,并且根据它原来的条款,合同将另行强制执行,那么合同也可以从其它角度调整,或完全废止。至于第一段的适用条件,将对消费者保护的需要以及在合同关系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其它人的需要,给予特别充分的考虑。  第一及第二段的内容,在其它司法关系中也将同在合同关系中一样,给予同样的适用条件”。  顺便说,该规定首先以私人合同条款为目标,并不是事先就预料到的。在首先对合同的选择余地给予全面、充分考虑之后,这个办法才被采纳。事实上,瑞典的邻国丹麦也已经选择了这种方法。  从字面上看第36条的范围是非常宽的,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包括各种私人协商的协议和标准合同,适用于口头的以及书面的合同;已执行的及部分执行的合同。不象我们已讨论过的其它法规那样,36条并不仅仅限于消费品交易。它扩大到了商人之间、个人之间、个体与政府(政府合同)之间的所有交易。甚至在消费品领域,它比合同条款法包括的范围更大。比如,它并不排除那些受国家保险和银行事务委员会管理的领域。它也适用于个人财产和不动产的销售及租赁,适用于债权的购买。另一个它所包含的文件及活动的范围,是服务合同,法人组织条款,内部法规,版权,专利(劳资双方达成的)集体劳动协议,代理协议和赠予等。另外,第36条可以适用于类似的其它领域,比如家庭法(FAIMILY LAW)领域。  显然,第36条的制定,为普通司法法庭在强制执行合同方面的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们对第36条适用范围的解释,如同市场法庭对36条在合同条款法中的解释一样,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立法委员会即负责检查先前制定的法律。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会建议,对“合同具有约束力”这个总原则,仅有36条在引用时可作为例外。这个建议提出后,司法大臣便与委员会争辩,强调不能给予该条款这种有限制性的解释,它代表了法庭在这一领域内充当更重要角色的一个新的突破。这种新姿态的表现及标志,用法律语言来说,就是提出明显无理要求的合同条款已经减少了。  至于违反第36条规定的合同,可求助于两种补救办法,就是调整(改革)合同和宣布合同作废。这就给予法庭很大的灵活性,使它的决定更为恰当和可行。这些补救办法并不仅仅限于根据详细审察找出的某些特定条款,如果需要,合同中的其它条款也可以调整,或废止其强制执行效力,甚至可以废止整个合同。法庭将根据每个案件的情况做出判决,但仅限于在当事人所寻求的补救办法中裁定。  私人合同法领域内的第36条,与市场法领域内的合同条款法是相对应的。尽管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约束关系,但这个领域内的先例,对另一个领域内案件的审理将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两者的目的都又是相同的,即防止逃避执行合同法的法令、法规。分析两法的出发点也是相同的,即非命令性和命令性法规。尽管根据第36条做出的法庭判决,将对每一个提交给法庭的准确情况给予相当的考虑,并且考虑得更细致,把握得更准确,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根据两法中的适应条款(DAUSE-OLIENTED)做出的判决,比单单适应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况做出的判决更恰当。另一个与营销法相似的规定是,根据第36条,普通司法法庭在确定一个特殊的条款是否合理时,必须对合同中其它可以补偿该条款实施效果的条款加以考虑。  应当注意到,合同法第36条不但适用于在合同订立时就属于不合理的条款,而且适用于后来因吸收了商业上不宜实行的概念后,变成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这就意味着,第36条首先适用于难处理的合同纠纷,以及由于协商时两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而形成的一厢情愿的单边合同条款(不平等格式合同条款)。处在较低下地位的,不但有消费者,而且经常有一些小企业家。比如,在因商品有缺陷而同意消费者取消购买的小零售商那里,可找到他自己与大生产商或批发商相冲突而留下的痕迹,由于这些大商人处于较高的地位,有较优越的协商地位,因此就会产生了一个对小商人来讲不易于补偿的合同。在这类事件中,小商人也可以求助第36条。另一个重要的革新,是在促使某一合同被采纳的销售方法中,考虑该合同条款的合理性。这样做是合适的,因为常常有人使用一些意外之举或其它不公正的技巧,诸如利用外语困难等,来诱劝另一方签订合同。  如果已经平等地签订的合同有问题,也可以运用第36条,尽管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但指出这一点仍有益处。情况的变化,当事人的疏忽和不适于特殊情况的标准合同条款,这些都是当事人求助于第36条,以便限制和改进某些合同条款的理由。而且在协商时处于较优越地位的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求助于36条,不过这种情况也极少。  根据第36条,将特意允许可以修改和限制一些类型的合同条款,并在立法经过中予以解释。其中包括了给予某一方单方面决定某些问题权力的合同条款,诸如价格的提高是否有过要求,或过去曾出现过根据合同条款法制定的合同条款,给销售者以单独决定争论中的商品是否有缺陷的权力,这种条款就属于上述类型的合同条款。另外一个例子是合同列入的条款给予地位较优越的一方如下权力:可以运用他不受控制的自由选择权,决定商品的质量和履行合同的时间。  根据第36条,如果合同的重大破裂与双方同意的补救办法之间,存在着不相协调的关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合同条款,也将被视为无强制力。也就是说,在没有重大破裂的基础上提出取消合同是不合理的。如果订立合同的一方,突然从松懈地执行转变为严格执行合同条款,那么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商人受他们自己惯例所束傅,不可能突然强调平时忽视而繁锁的条款。在合同问题中,由于性别、年龄,国籍、种族,某些组织中的成员关系等等而产生的岐视,也将成为求助于第36条的理由。  (张建编译)
2008-05-02 来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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