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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宗记者刑事自诉案

2008-04-07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新闻记者因为揭露同行丑恶而引发的刑事自诉案,也是新闻记者因实施论监督而遭受诬陷和诽谤方式最多、时间最长、过程极为曲折的个案,尽管此案证据很多、铁证如山,尽管此案曾得到北大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国




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新闻记者因为揭露同行丑恶而引发的刑事自诉案,也是新闻记者因实施论监督而遭受诬陷和诽谤方式最多、时间最长、过程极为曲折的个案,尽管此案证据很多、铁证如山,尽管此案曾得到北大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及人大法学院韩玉胜教授等多位著名法学家的关注和论证,得到过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等人的高度关注,但此宗时间长达6年、曾被多家媒体披露的记者自诉案却一波三折,被几家法院当成皮球踢来踢去,至今无果,致使当事人(即原告石野)身心倍受伤害,生活陷入困境……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

打工妹状告风流记者

1998年3月初的一天,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的我忽然发现相邻的同事罗斯文的办公室新来了一位中等个子、圆脸、白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有人告诉我说:这人就是有两个老婆的邓世祥。我当时很吃惊:这个叫邓世祥的风流记者不是在1997年初因为同时与两个女人各生一个儿子而被报社开除了吗?这个时候,他怎么又进报社做起记者了呢?!尽管我与邓是第一次认识,但像广东省新闻界众多新闻同仁一样,对于他的大名和风流韵事早已是耳熟能详。

邓是河南光山农村人。1994年初,他在北京打工期间,认识了来自同乡的打工妹陈良琴,两人同居后生有一子。后来邓南下在羊城某杂志做了记者,又与一位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的女子李某在广州同居。李生下一子后,这才获知邓的“真实情况”。后来由于邓一直与陈保持关系,李在忍无可忍之余,于1997年1月的一天,抱着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愤然来到《南方日报》控诉“夫君”的风流韵事。随后李又携子前往《羊城晚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社投诉。当时,原《羊城晚报》副总编周文韶先生退休又任《广东法制报》的总编,这位正直的老新闻人接到李梅的投诉后,在震惊之余,深为气愤,当即致电南方日报有关领导,要求严肃处理这位道德败坏的邓世祥。查明真相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都市报》很快就将邓世祥开除。虽然后来邓世祥想方设法没有让羊城的有关媒体对此事进行曝光,但此宗“风流记者包二奶”的丑闻还是不胫而走,旋即传遍了整个广东省新闻界。邓后来进入了《广州日报》的“求职广场”做了一名广告员。

现在,时隔一年后,当我看到这个曾被开除的邓世祥又能重新返回这家报社做记者时,感到十分惊诧和纳闷的是,这种人怎么还能从事神圣的新闻工作呢?令我深为奇怪和不解的是:又是谁在帮助这个包“二奶”的邓世祥重新返回到报社呢?

由于对邓世祥的行为很是反感,尽管我与邓的办公室相邻,但我平时极少与之来往,碰到时也只不过是点下头而已。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因为一次联合暗访,我们成为了朋友。1997年12月底,我因独家披露了广州天河区银河村几名治安员“吃霸王饭 打无辜人”事件后,多次受到黑恶势力的威胁,因有人公开叫嚣“30万元卖记者人头”,但我坚持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最终使9名打人凶手受到法办,受害人也终于得到9万元的赔偿,许多读者纷纷以不同方式向我举报社会中的一些丑恶。也就是此时,广州市火车站附近某派出所的一名保案员向我寄来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举报信,称距广州火车站附近长期活跃着一个特大黑恶团伙,他们分工细致,组织严密,利用色情抢劫,无恶不作。1998年4月1日,在报社领导的策划和安排下,我和邓世祥等四名同事一起前往王圣堂卧底暗访。在出租屋里我被黑帮当作便衣警察,两支枪顶着我的脑袋,四把尖刀架在脖子上,军人出身的我经斗智斗勇,最终带着邓世祥死里逃生,逃出了黑窝。就是这次历险,使我对他彻底打破了偏见,还与他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邓世祥此后常去我在客村大江宛的简陋出租屋,他也多次热情地邀请我去过他的家里玩。我们经常在一起合作采访,并常联名发表文章。后来,我们还一起前往潮州惠来采访,并多次合作共同署名发表文章。两个月后,我们因共同合作采写了一篇有关广州海珠区金雁小学女教师挥鞭抽打小学生之事,引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官司,我是原告,也是被告,结果邓世祥和《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做了被告(有关详情请见本人掘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第十六章)。

1998年4月3日下午,在邓世祥的主动邀请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车来到他家里。一进门我就看到了李梅。她正带着两人的的非婚儿子邓龙在玩耍。接着我又在他们的卧室里面见到了一个七八个月大小的女婴,后来我获知这是邓和李生的女儿,取名邓凤。在这之前,我只知道邓先后与陈良琴和李梅都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他们已经生下了两个小孩子。见我露出惊讶的神情,邓马上笑嘻嘻地告诉我,他与李在河南老家生下儿子后,又偷偷生了这个女孩子。还称他太爱小生命了,以后只要有机会,还想多生几个。邓拉着我的手,再三称这是他的隐私,要求我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心里尽管觉得别扭,但还是出于好心不客气地向他指出:……你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你千万要迷途知返!弄不好将会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

最后,我出于朋友的礼节,还是按照南方的习惯,还为这两个首次见面的孩子各封了一个红包。

由于我们的传呼机在暗访中被抢,报社领导经过特批,决定从财务中拨出钱来为我和邓各购买一只新的中文传呼机。

1998年4月8日上午,我和邓各购了两只长城中文传呼机,并特意选了一个连号,邓的呼号为25970,我的呼号为25971;为了纪念我们的这次生死卧底,我们都将密码定为8888,以示前途无量之意,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之间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次购买了传呼机,竟意外地获悉了一系列令我目瞪口呆的实情。这些事实彻底改变了我们这对生死同事的人生。

4月10日,我的传呼接连响了好几次,一看显屏,却是北京一个叫陈良琴的女子。见我不理,对方继续几次呼我,且毫不客气地留言骂道:再不回话,我就带儿子来广州找你算账!这下更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从未结过婚,当时连女朋友都没有,哪来儿子呢?我赶紧回电话。谁知电话一通,我就听到一个操河南口音的女子气呼呼地说着,问了半天我才弄清楚:原来对方把我当成邓了!我只听说过邓的第一个老婆和儿子在北京,但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对方迟疑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真对不起,没想到我打错了。”当我得知我的名字后,连说知道我,因为邓世祥早把我们一起历险的事告诉了她。就在我要挂上电话时,陈良琴再三地恳求我:“你不要这么快挂电话好吗?我有好多话要说……真的,作为一个女人,我太苦了,特别是我的小孩子……”说着说着,她忍不住在电话那头伤心地哭泣起来。我心一颤,这个时候哪还能挂电话?“你是他的好朋友,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他对孩子好一点……你是他的同事,是他的好朋友,说不定他会听你的……求求你,你就劝劝他吧……”

从陈良琴的口中,我吃惊地获知了邓的许多真相:原来他根本就没有与陈脱离关系,不但常去北京“探亲”,而且还常背着李某将陈母子接到广州租房同居;为了不失去李某又不失去陈,邓在长期与李在广州生活的同时,以各种手段控制着陈;春节后,陈良琴提出要与邓世祥断绝来往,并提出有关儿子的抚养问题,邓怎么也不答应分手,也不再支付儿子的费用……

突然得知这些令我震惊的实情后,我的心情复杂极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什么滋味都有。

同时,我还了解到,邓世祥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某城建公司打工,在那儿和陈小琴哥哥陈洲是同事,他的这份工作还是陈兄帮忙找到的。他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大学,而在此前,邓世祥总是毫不脸红地在同事和有关领导面前信口雌黄,称他老家是红色老区,中央为了照顾他们这些先烈后代,特意保送他到北京上大学的;而李梅也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更不在什么广州军区企业里做会计,她只不过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村的初中生。来广州后她和邓世祥的妹妹邓素芳一起在广州多家娱乐场所做打工,是经邓妹介绍才认识当时刚到羊城不久的邓世祥,并与之同居的,等等。对于这些情况,一年后,我去北京学习,从陈良琴的大哥及父母亲处都得到了证实。

四年后,也就是2003年夏天,已在北京做记者的我前往河南信阳采访一宗黑社会雇凶杀人案件,采访完后,我心中牵挂着被邓抛弃、此时一直寄养在外婆家的小邓珂。于是,我又特意从信阳转车到光山县的泼河镇,探望好长时间不曾见过面的小邓珂。当时和我一同采访此案的原《华夏时报》记者韦洁(现为《法制早报》记者)也热心地随我前往。当他获知真情时,惊讶不已地说:没想到你对待“死对头”的儿子这么好,这真不容易……我苦笑着说道:“不管我与邓如何打官司,但邓珂是无辜的,他只是一个被亲生父遗弃的不幸的小孩子,我怎能不尽力去帮助他呢?”

第二天夜里,我到邓家中把他叫出来,告诉了他陈与我通话之事,并责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编造那些谎言来骗我?谁知,他竟然不以为然,好像早就知道我们已经通过话似的,急忙说陈的文化素质太低,她的话不可听,他其实早与之脱离了关系,之所以还经常与她联系,那是因为放心不下儿子。接着他又愁眉苦脸地向我诉苦,称现在他和李梅生活了好几年了,还生了两个小孩子,一家的负担很重,他确实有点不堪忍受了,并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我竟也信也为真了,最后只能是好言相劝了一番。

1998年12月初,陈良琴又在电话中向我哭诉:儿子邓珂病了,没有钱住院,但作为父亲的邓世祥根本不理,后来是在亲友的帮助下才将孩子送到医院,为此欠下了千多元的债务。她让我劝劝邓多关心儿子的病情。

我赶紧将有关情况告知邓世祥,并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多次劝告他。为了更好地挽救他,我还找到了我们的直接领导任天阳。任时任采访部主任,是邓世祥的老乡,而且以前和邓世祥都是老同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也许只有他能劝说他。以前因李梅的控告而被开除的邓能第二次重回报社做记者,任和李民英帮了很大的忙。谁知,第二天,阴沉着脸的邓世祥责怪我不该打听他的隐私,不该管他的家事,更不应该将这事告诉领导,同时他还还用极为粗鲁的语言咒骂陈良琴。见邓仍然不当一回事,我只好气呼呼一跺脚就离开了。此后,我又找了他几次,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但邓还是未置可否。

其实,有关邓世祥的劣行很多。当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邓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天河员村从事职介所的外地老板。事后对方悄悄告诉我,邓世祥在那两年时间内没少向他要钱。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邓第一次被《南方都市报》开除后,邓进入了广州日报的“求职广场”版做了一名写稿兼拉广告的工作人员,他常以记者身份四处深入羊城那些遍布写字楼、宾馆和大街小巷的职介所老板,常常以要曝光为由向对方索要红包。我这时候才知道,邓世祥为什么有钱可在白云区购买新房子了。也许其中的玄机就在此!

作为同事,我还是好言劝告他,但他总是当着耳边风。他还是经常以记者之名四处搞有偿新闻,大赚钱财,虽然常有人向报社反映,但他却依然顾我。

1998年底,邓拉我一起去江门市采访一个经济纠纷,但被我借口有事而拒绝,谁知邓世祥胆大妄为地假冒采访部一位领导的名义,骗取报社的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与他一起赶到江门。他们在接受了那家建筑公司,也是投诉方的3000元现金后,又收了被投诉方5000元,结果很快就被双方识破,他们人还没回到广州,就被双方当事人一起告到报社。当时报社责令他退出所有赃款后,又对两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由于李民英和任天阳的缘故,还有那位司机也是任的亲戚,两人这次并没有被开除,在两人写了检讨后,最后有关领导对邓记大过处分。此事报社所有员工均知道。

由于邓世祥在报社有李民英(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原南方都市报总编,2002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等人做靠山,加上他在做新闻时很会动脑筋,生财有道,在购买了楼房后,很快又于1998年底购买了一辆价值近10万元的新车,每天春风得意地驾驶着那辆夏利小车来报社上班,更是四处向人吹嘘。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他是绝对买不起车子的,因为,第一,都市报的记者虽说当时在广州市新闻界的收入还是很高的,除了中层干部外,采访部记者的工资都是固定的,但记者每个月的收入与他的发稿量是成正比的,而每个记者每月的稿件见报量,稿件质量,不但都有专人统计,还每月向全报社公开,所以每个记者的正常收入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而当时邓世祥的发稿量一直不多:第二,邓世祥刚购置了新房子,这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支出。第三,与他非法居的李梅长期没有工作,而且他们当时已经生育有两个小孩子,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支付家人的有关生活费就已是捉肘见襟了。那么邓世祥又是如何有钱来买房买车呢?

1999年7月,我因为“祈福新村”特大凶杀案的采访,惹了大祸。我这只“出头鸟”被突然剥夺了采访权,被迫离开曾经几次差点为之付出我生命的《南方都市报》。痛定思痛的我,身心伤痕累累,一边闭门反思,一边认真读书解闷。

就是这个月底,陈良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决定在近日南下告邓。因为他们的儿子五岁了,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邓世祥已有一年多时间不给儿子寄钱,他们的生活都很困难。向邓要钱,邓不理。陈突然问我:邓说你因为违法乱纪而被人抓起来了,这是真的吗?他还再三警告我不要与你打电话。陈还颇为奇怪地问我:每次她传呼我的时间邓怎么都记得那么清楚呢?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凭我对邓人品的了解,我意识到,邓肯定一直在背后利用密码查询我的行踪,而他的密码说不定早就更改了。我一查,果然发现邓的密码变更了!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邓早就对我心怀芥蒂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每天的行踪,包括我的所有隐私,邓都通过查号台获知!难怪每次陈良琴与我联系他都知道……

1999年8月,陈良琴携带着邓珂来到广州,到报社找邓要钱治病,没想到被拒之门外;找报社有关领导,无人理睬;陈携子去省妇联及其他单位投诉,但因涉及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社而无人理睬。就这样,陈良琴一连几天在羊城四处投诉,却毫无结果。

8月7日,走投无路的陈良琴又一次在电话里向我哭诉道:“石记者,我真没想到他会打骂我……没想到也会如此对待他的亲生儿子……他怎么配做记者呢?我怎么办呀?我找了几个领导,他们都不管这事。你就行行好,快帮我们母子一次吧……”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诉,实在让我的良心不安!其实,来到羊城的当天,陈就要求见我,但我还是没有答应,只是提醒她最好是与邓当面协商,妥善处理好孩子的事情,好说好散。

这个时候的我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从道义上讲,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邓世祥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社会和法纪的惩处,我与其他同行一样,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讲,我实在不忍心他再一次被报社开除,更不愿陈氏母子去有关部门告发他,毕竟我们曾经也算是生死朋友,对于这些“私事”报社领导都不管,我又何必因此去得罪他呢?再说,此事只要我一出手,得罪的不仅是邓一个。邓世祥因为道德问题被开除后又能大摇大摆地回到这家省委机关报辖下的都市报做记者,就像后来经常有人投诉他而他不但没有受到处理还一直受到重用就已说明问题。报社里面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要我一介入,将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读者还可以在本书后面看到有关事实。另外,我那一向与人为善、谨小慎微的女友,也多次劝我不要管人家的这种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去。可是,陈良琴和儿子小邓珂那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令我再也无法沉默下去。我终于答应见面再说。

我在与他们母子见面前,做通了女友的工作,让她陪同我前往,而女友最大的顾虑是担心我会因此而惹事生非。我们商议好先见一面,请她们母子吃一顿饭再说。

我在女友的陪同下见到了陈良琴。她个子不高,外表清秀,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一看就是那种本分善良的女性。她和邓世祥的儿子此时已五岁了,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很快就与我混熟了。饭中,面对我们特意点的一桌子菜,满面疲惫的陈良琴却难以下咽。

我知道,此时的邓世祥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加上他有自己的几位后台,自然不可能将软弱无能的陈放在眼中。他第一次因为李某的投诉而被开除后,又能再次进入这家报社做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面对这对投诉无门的可怜母子,但我又能做什么?我默默地从身上掏出1000元钱递给她们母子,善良的女友也塞了500元钱。

两天后,陈携子找邓世祥讨说法时,不但无果反而遭到他的打骂。走投无路的陈良琴只好又一次向我求助。又找到我跪在我面前哭泣着说:“石野,我们母子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你再不帮我们,我就只好带着儿子跳珠江……”为防不测,尽管我十分不愿意,最后我还是拨通了邓的手机,抱着一线希望将陈的有关情况告诉了他。谁知,他在电话中骂我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的女人呀?现在我成全你们,你不正好可以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吗……

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邓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我的愤怒。此时,我的愤慨和怒火击碎了我的胆怯和顾虑。特别是陈良琴那揪心的哭诉,小邓珂那含泪而忧郁的眼神,使我的心颤抖了,更令我出离愤怒了!做人的良知,记者的职责,使我下决心管管这事。不管出现怎么样的后果,我都一定要为这可怜的母子讨回公道!也就是这次,陈良琴向我和我的女友诉说了邓世祥的许多恶行:她当年其实根本不爱邓,而是被他以父亲做生日为借口骗至邓家中,利用深夜之机强暴了她!由于当时邓世祥及其家人都一再表示要正式与她结婚,幼稚的陈竟然糊涂地默认了。陈还向揭露了邓不但玩弄她和李梅,而且还欺骗别的女孩子……

我帮忙联系到广州东山区148法律服务中心,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陈律师当即决定为陈良琴提供法律援助,并以“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和支付儿子的有关抚养费”为诉讼请求,将邓起诉到白云区人民法院;与此同时,陈良琴亲笔写给广东省委的血泪控诉,马上引起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和省委副书记的黄丽满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作出了亲笔批示,要求南方日报严肃处理邓。1999年8月底,道德败坏的邓世祥第二次被《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开除。这个时候,南方都市报有关领导正在打报告欲将邓世祥正式调入报社。

本来,对于这样一宗极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我此时完全可以采写一篇稿子,公开在新闻媒体上,但我当时只是想帮助走投无路的陈良琴母子讨回一个应得的公道,只是想让可怜的小邓轲能拿到有关抚养费,从而能像其他学龄前孩子一样享受到他的受教育权利。所以,我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新闻媒体上给这位昔日的同事曝光,更不忍心使他身败名裂。

但我没有想到,我的援助招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麻烦和灾难。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邓世祥开始对我进行了长达6年的诽谤和诬陷……

1999年9月初,我怀着受伤的心情,抱着重新寻梦的奢望,抱着对文学的狂热追求,背着简单的行李,进入了北京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进修班。也就是此时,我获悉,第二次被《南方都市报》开除的邓世祥,居然手持有关领导亲笔出具、并盖有《南方都市报》大红印章的证明,大摇大摆地也来到了京城,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新闻。

然而,陈良琴的诉讼却不顺利。就是这个9月底,我从陈律师那儿获知,邓世祥害怕在广州打这场官司,正在四处投诉他。原来,向法院递交诉讼状时,粗心的小陈用的是一张随身携带的临时身份证,虽然上面是她本人的头相,但上面用的名字由于笔误写成了她的二姐陈良华的名字,而且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截止日期刚好过期。于是,精明的邓世祥抓住这一误差,如获至宝,马上赶回河南光山县,从当地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关陈良华已婚且已有三个子女的证明,同时他又精心炮制了一份假材料,要求白云区法院撤诉。法院当即要求陈良琴提供能证明她本人身份的证明。谁知,当陈良琴赶回老家,手持她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为她出具了有关证明,前往当地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时,可派出所有关人员却说她的户口不在这儿,没办法办理;当她要求对方为她出具一份能证明她本人身份的书面证明时,派出所也拒绝了。令陈良琴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变成没有户口了呢?

到了法定时间,白云区法院看到作为原告的陈良琴迟迟拿不来能证明她身份的合法证明,只能根据有关规定让她撤诉了。

但陈良琴当然做梦也不想到,驾着新车子的邓世祥早就回到了家乡,紧紧抓住那张身份证大做文章,四处活动,不惜花钱,不但弄到了那张陈良华是已婚妇女的证明,还想方设法的让地方派出所不给陈良琴出具身份证明。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报复这个已为他生了儿子的女人,1999年9月6日,邓世祥还来了个恶人告恶状,以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陈良琴(芹)之子陈轲与原告的亲子关系”为由,竟然跑到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上称——

……原告在1994年元月份在北京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陈良琴,建立了恋爱关系,但由于双方不适合,1994年4月25日,原告离职到广州工作后,双方也就停止了恋爱关系。大约1994年5月中旬,被告打电话给原告,说已怀了原告的孩子,原告感到很突然,坚决不同意要这个孩子,并极力劝她去做人工流产,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她执意要生下来,到1994年10月上旬,被告又电话告诉原告,她是跑到陕西与河南交界的地方生下了孩子。之后,陈以孩子名义经常不断地向原告要钱,原告虽然不知被告所生的孩子(名叫陈轲)是否是原告的孩子,但考虑到双方曾有过一段恋爱关系,因此,被告向原告要钱,原告都想尽办法满足她,几年来,累计大约已有数万元,由于被告贪得无厌,原告不得不起诉被告,又由于原告从被告当地了解到,被告与原告恋爱的同时,先后有多个男朋友,因此原告请求贵院对陈良琴之子陈轲进行亲子鉴定,以确认陈轲是否原告亲生的非婚子。

如果鉴定结果是原告所亲生,原告愿意承担抚养费,或者由原告抚养,如果不是,也可制止被告无休止的纠缠。(后面为邓世祥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看到邓的这份颠倒黑白的起诉书,我不由义愤填膺!这位新闻记者不但完全否认了与陈良琴同居且生了一个未婚儿子的事实,还一口咬定他当初亲笔取名的儿子叫“陈轲”;他不但指责陈“贪得无厌”,还污辱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陈良琴“与其谈恋爱时,有多个男朋友”,而他自然也没想到,陈良琴早就保存了多份邓世祥亲笔写给她的情书,其中有两封是妊娠期的陈良琴住在郑州市大姐家等候分娩时,情意绵绵的邓世祥特意从广州寄出的。

我看到,在其中邓于1994年6月10日写给隐陈的信中称:“……孩子的名我已取好,叫邓轲。“轲”音Kě,古代哲学家孟轲,“轲”又有另一种意义即“憾轲”同“坎坷”。此乃新颖。当地绝无雷同。古有“孟轲”,今有“邓轲”。女孩的名留你取……”

1994年6月20日的信中称:“你(指陈良琴)该注意营养了,女性妊娠期间最易起雀斑,那对你是可怕的,务必保养,因为你的外表形象对我很重要……自己的事情多长双眼,孩子的事情重大,应有必要警惕保密,你我都不能看别人当作新闻四处传播。更不能告诉你村里那些父老乡亲……”

可见邓世详当时是颇有心计的,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未婚生育的事,.他的这几封信,都由陈良琴提供给了我,我至今一直保存完好,也成为我官司的铁证之一。面对邓世祥的这些亲笔信原件,我不由充满了莫名的悲哀!如果对方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山村野夫,倒也罢;如果对方是一个发了财的暴发户,也倒罢,而令我难受的是,对方却是一名新闻记者!现在竟敢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还如此侮辱自己的亲骨肉!敢把“邓珂”硬指为“陈珂”,同时还对善良的陈良琴如此侮辱。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当即让陈向法院提出做亲子鉴定。在陈良琴和好哥哥陈州的再三请求下,我以邓世祥曾经的同事的身份,向光山县法院出具了一份邓世祥在广州与李梅长期非法同居生有一儿一女,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的证明,希望法院能根据事实能妥善地处理好邓轲的有关抚养问题。看到我的这份证明后,邓世祥当然气得七窍生烟,他后来还自以为是地将这份证明与陈良琴的起诉状贴在一起,递交给花都法院,作为控告我的一份“罪状”。

在此期间,邓世祥为达到威胁和恐吓陈良琴的目的,驾着他那辆夏利小轿车,招摇过市,好不风光。2000年10月1日,他还特意把光山县的几名办案法官请到北京玩。陈良琴还以为邓世祥此次真的要做亲子鉴定呢,谁知,邓施计骗走了与陈一同前往的哥哥陈州后,又在离人民大学不远的一家酒楼宴请位法官,让陈过去。当陈良琴赶过去时,对方却又告诉她:亲子鉴定不做了,因为现在邓世祥不想做了,愿意抚养邓轲,还说愿意调解,问陈一次到底要多少钱。那几位早被邓的金钱买通的法官更在一边警告陈良琴再不要四处乱告了,更不要找什么记者。不知他是看到了我为陈出具的那份证明,知道有人在背后帮助她,还是他此时真的良心发现,随后,邓世祥又变更了诉讼请求,承认邓珂是他的亲生儿子,并愿意支付抚养费。

9月10日,义愤填膺的陈良琴向前来家中调查取证的光山县两名法官详细地陈述了她与邓之间的事情经过,并出示了儿子出生前,邓在广州亲笔写来的情书。在这封邓的亲笔信中,展示了邓给儿子取名“邓轲”的过程。

9月16日下午,陈良琴接到法院传票后,赶到法院。当陈再一次出示广州法院受理的诉讼状及有关凭据,并再三申明此案早已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受理时,法官未加理睬,倒向陈提出,只要她愿意去广州撤诉,邓愿意一次性出4万元的抚养费。陈良琴拒绝了。

10月14日下午,河南省光县人民法院以“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为由,开庭审理了原告邓世祥诉被告陈良琴一案,并于2000年1月23日,以原告现离职就读无固定收入为由作出了如下判决:1、解除原告邓世祥与陈良琴非法同居关系。2、原被告非婚生儿子邓轲由被告陈良琴抚养,原告承担抚养费每月100元至邓轲18周岁为止,计款15600元,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00元,原告和被告各承担300元。

然而据陈良琴说,他们母子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那份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这期间,陈良琴曾几次赶到广州,找到邓与李某居住处。今年2月初,神情憔悴的陈良琴找到广州的谢律师,请求再次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与儿子决定第二次在广州起诉邓世祥,除了要求他依法支付小孩子的有关费用外,还要让这位道貌岸然的同行受到法律的严惩。

而此时,从北京进修回广州的邓世祥又以“保罗”的化名混入了广州〈信息时报〉做记者。

闻知上述情形后,忍无可忍的我决定对他的丑行进行曝光。我和青年作家刘晴首次在2001年1月《知音—打工》下半期披露了此事;2000年2月22日,我又在《工人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负心郎逍遥法外?——一位弱女子艰难诉讼之路》为题,又一次披露了邓的丑行。

文章发出后,立即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中国新闻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报社还在此稿后面发表了一些法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及律师对此事件的有关看法——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崔莲英律师认为:邓的两次婚姻行为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更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法庭的谴责,更应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根据我国《刑法》关于重婚罪的定义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夫妻相称,公开同居时,时间超过6个月的,应当认定为重婚罪。”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夫妻名义非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重婚定罪的批复中指出:“有配偶的人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由此可见,构成重婚的法律要件是:当事人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邓与陈、李二女不但均同居半年以上,而且均生育了子女,特别是邓脚踏两只船,同时与两名女子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他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了重婚罪。河南光山法院在明知邓已购有房子和小汽车的情况下,只判决其每月承担100元的抚养费显然有失公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婚姻家庭研究所王振宇副主任认为:因为我国《婚姻法》、《计划生育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体制不健全,实际发生某些问题特别不好确定,不易归类。邓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致使被害人陈良琴不能享受法律公正全面的保护,同时他自己又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邓所生的几个子女都是无辜的,但这些孩子均无户口,属“黑户”孩子,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3月12日,《深圳法制报》以《无良记者风流成性包二奶 不幸女子未婚生子遭遗弃》为题,以整版篇幅又发表了此文。同时,该报编辑阿愚以《无效婚姻的背后》为题,写了一篇杂评,对邓世祥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打工妹陈良琴的遭遇令人同情,透过她辛酸的泪水,读者能够感触到一个女人背负的屈辱。与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女主人公同样被玩弄被欺凌的感情相比,陈良琴的不幸更多的是“事实婚姻”带给她的伤害。

7年前她就与男方以夫妻名义同居并生下了孩子,双方家庭和亲友都认可和接受这桩事实上的婚姻,尽管他们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种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据去年4月全国妇联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民众意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已婚而未办理登记的人占已婚者的46%,而在农村,这种情况占75%。

结婚不登记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事实证明,一旦这种关系出现问题,受损害的往往是女方和子女的权益。虽然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但陈良琴至今也未领到孩子那点可怜的抚养费。而陈良琴自己呢,又如何主张她的个人权益?7年的青春,如花的岁月,一次生育,三次堕胎,还有将伴其终老的心理阴影。

风流记者邓世祥的行为极其令人不齿,他以卑劣的手段欺骗两位妇女与其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儿育女,其行为不仅应受道德的谴责,更应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近一段时间,关于包二奶而被妻子告以重婚罪判刑的案件开始见诸媒体。像邓世祥这种一次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的情况,是否也一样构成重婚罪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随着新《婚姻法》的修订和出台,相信有类似此种无良男人者被绳之以法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随后,南京的《现代快报》、山东的《济南时报》、《齐鲁周刊》及《法制文萃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纷纷刊登或转载了我采写的报道。

援助打工妹惨遭诬陷

一些读者在赞扬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敢于揭露新闻界的丑恶现象、敢于对记者的职业道德进行监督且勇于为弱女子伸张正义的同时,亦对受害的陈氏母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尽管我知道,邓是一个不会轻易低头认错的人,但是我没料到,这位同行竟会对我及有关人员进行了疯狂的诬陷……

就在《工人日报》的文章刊登出来不久,我突然获悉:此时化名为“保罗”混入《新快报》做记者的邓世祥,公然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的名义,以传真和邮寄的方式,分别向中央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人日报总编、保卫科等有关部门,发来了他亲笔编造的大量攻击我的数十张材料,诬称我“是广东警方所通缉的身负重案的在逃犯、长期假冒工人日报记者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州诈骗钱财、骗财骗色……”他亲笔炮制的所谓材料长达30多页。

3月15日,也就是《深圳法制报》相关文章见报的第二天,邓急忙用传真和快件提供了长达数千字、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告我的材料,并在电话中一再要求《深圳法制报》在头版刊登更正和道歉启事,否则他将会打官司!随后,邓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的名义,振振有词地向报社附近的广州东山区黄花岗派出所报假案诬称:“石野曾在2001年春节期间多次敲诈我12万元,如果不给,就要写假新闻搞我……”

责任编辑刘瑜和报社领导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但是,经过几个电话的询问和核实,邓所罗列的罪状全部不攻自破,皆属子虚乌有。特别是这一大叠材料上,许多事实和时间漏洞百出,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大家对此也就嗤之以鼻,不再理会了。

其实,这篇文章早已于2001年1月份的《知音—打工》杂志和2月22日的《工人日报》刊出。《深圳法制报》直到3月14日才刊出此文。我又怎么会是因为“敲诈勒索邓12万元不成”而发此稿的呢?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品质就像一棵树,名声就像树的影子,影子可以随我们的意志所动,但树永远不动。我想,身正不怕影歪。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新闻界早已有目共睹,不可能让这些胡编乱造和恶意诬蔑改变我的品质。

但从此以后,邓不断地通过电话、传真、信件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数十份诬蔑我的材料给《深圳法制报》及深圳有关主管部门,同时更对有关编辑进行威胁和恐吓。此后不久,广东省委宣传部纪检部门看到我的有关报道后,指令《羊城晚报》和《新快报》开除了邓世祥。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林海华同志气愤地表示:像邓世祥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哪配做新闻记者?!新闻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我们绝对不会容忍道德如此败坏的人做记者。我以前就负责处理过他……但令我无法理解的是,邓世祥后来却又能堂而皇之进入《新快报》,至今还在那里做新闻记者,据广东的有关同行透露:邓世祥的日子过得很好,还在羊城开了两家超市,很有钱,我们对他这种人还能做记者感到不可思议……

随着邓对我的诬蔑愈来愈猖狂,我决定南下。我想当面澄清事实,这样既可以减轻报社尤其是编发此文的责任编辑的压力,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穿邓的本来面目。《深圳法制报》是一份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综合类法制报,更是目前国内惟一的版面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地区性法制类报纸。自1998年开始,我先后在该报的“零度新闻”上发表过《七旬“死人”还魂讨公道》、《13岁少女失身洗浴中心》、《85名消费者状告中国电信》、《假戒毒药骗了百万元》等二十多篇特稿,与该栏目的责任编辑谭建伟、刘瑜、吴建升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向深圳法制报社的同仁们出示了邓世祥几年前在陈良琴妊娠期间写给她的多封情书,其中更有他亲笔为儿子取名为“邓轲”的全过程;有陈良琴亲笔写的多份血泪控诉信,有邓恶人先告状状告陈良琴的起诉书及其变更诉讼请求文字,有河南法院解除两人非法同居判决书;有我与邓在报社共同采写的多篇见报文章……

看了这一大叠铁铮铮的事实,《深圳法制报》的同仁们既惊又气。为了彻底调查真相,该报马上成立了由记者和律师组成的调查组,曾先后两次前往广州,对有关内容进行全面调查和核实。结果他们发现,我所采写的稿件的内容没有失实,我的这篇稿子没有虚假和夸大的成分,所披露的事实均是客观公正的。报社经过研究,决定不再理睬邓的无理纠缠;如果他想上法庭,报社随时奉陪。

就在我在深圳取证的同时,广州《家庭》杂志社的编辑翟永存忽然在电话中急急地告诉我:“有人以匿名信和电话的方式控告我收了你4000块钱才刊登了那篇有关你的文章,领导正在调查此事!我还从单位领导那儿看到了两封状告你的匿名信……”不用说,这肯定是邓世祥的所作所为!

2001年4月《家庭》杂志社在下半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暗访黑窝历险记》的文章,报道了我1998年4月卧底暗访时遭到手持刀枪歹徒围困,并最终凭机智和勇敢逃离虎口的经历。这是翟永存亲自采写的。翟永存是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她早知道我的历险经历,于是有次趁我回广州之机在客村一家小酒店采访了我,随后编发了此稿,同时还配发了我的一张照片;而文中所提及的同事小李就是邓,但因为翟永存深知邓的为人,只以小李代替,不屑再提及邓世祥的姓名。此文发出后即被《文摘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国内的多家报纸也转载。

谁料,邓见到这期的《家庭》后,恼羞成怒,不但诬告该文责编翟永存是在收受了我4000块钱后写的假新闻,还公然先后以南方日报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于2001年4月4日及4月7日两次向《家庭》杂志社领导对我大肆诬告,再三诬称我是假记者,还诬陷我是“新的靳如超(2000年3月在石家庄制造了致80余人死亡的罪犯),多次伙同不法分子要炸毁北京天安门及南方日报大楼”……!同时,邓还在《家庭》等杂志上刊有我文章的复印件上,亲笔撰写文字,污蔑我花钱发文,以此来“骗财骗色,从来不是南方日报记者……”在这两封内容极为恶毒长达近20余页的“举报材料”中,邓均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笔迹。

4月10日,我赶到了位于珠江畔的《家庭》杂志社,找到负责人王寇清(现为该刊副总编),向他出示了邓劣行的有关证据。富有正义感的王先生当即在这两封留有邓世祥笔墨的诬告信上出具了有关证明,并盖上了杂志社公章,成为我起诉邓的有力证据之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邓在不择一切手段贬损我的同时,又同时附上一些吹捧自己业绩的有关“证据”,如,在一本由广东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广东省新闻人才基金会编辑、2000年1月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南粤记者》一书中,邓世祥在那篇“作者自述”中写有有如下文字:1998年4月1日,我在广州王圣堂出租屋暗访时险被黑帮劫持遭灭口;而他在亲笔致有关领导和新闻单位及发布在网络上的文章中,却再三诬告我“是去王圣堂找暗娼,后被白云区公安局抓到了……”真不知他对此又能做何解释?更令人可笑的是,邓还肉麻地将此递交给多家有关部门,作为证明其成绩突如品质优良的证据。

邓还以同样的方法,对《工人日报》政法部主任吴琰、记者周兴旺等进行诬告;获悉我走上诉讼之路后,他竟然又炮制了一份材料寄到北京市司法局,对我的代理律师进行大肆污蔑……

我还惊悉,邓世祥不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竟然从《南方都市报》办公室里得到了我在该报工作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简历及家庭有关资料,不但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数份四处诬告,更对我远在湖北大冶的家人进行诬陷,多次以举报信形式向大冶市有关政法部门诬告我父母住处“藏有枪支炸药,他家的房子是诈骗的钱建成……”地方有关部门对我父母住地进行调查,信中所控告均属子虚乌有。此后,大冶市政法委特意为我出具了有关证明。1999年10月,有关部门在大冶政法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曾于1999年10月1日前后,三次亲临我老家进行调查,使我父母及全家蒙上阴影,我的老父亲气得几次昏倒在地,2001年6月份,我父亲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后诊断为“心脏病”;调查也使我四叔之子,我的堂弟石梦在报名参军,各项体检均合格后政审时,却因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应征资格;有关部门的多次调查,导致村人对我及全家误会频频,议论纷纷,在四邻乡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2004年底,身患癌症的父亲在临去世时,还曾再三询问我与邓的官司情况如何?身为出家人的父亲愤慨地说道:这个邓世祥也太过分了!不认亲儿,还如此诬陷别人!这是个恶人。当初他那些做法在我们家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至今还有不明真相的人问我情况,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支持你打场官司……如今,我慈善的父亲已远赴天堂,但我的官司至今还是遥遥无期……

就在我南下四处取证的同时,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几名朋友纷纷告诉我:在互联网上有个署名邓世祥的人四处发布诽谤我的有关材料。我赶紧上网查看,果然又是邓炮制的“杰作”!那网上的所有内容与我在《深圳法制报》、《工人日报》及《家庭》杂志上的如出一辙。我从网易上点击出有关诽谤文字的同时,且还从其他151家网站中查到了邓四处张贴的其他诽谤文字。

由于邓在网上的所谓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电话和传呼,以致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纷纷来电对我大加指责和咒骂,令我有口难言。为了保全这些网上的证据,我于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以便更好地保存证据。

其实,早在1999年秋,邓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学习之机,开始对我进行恶毒攻击,四处诬陷我“是间谍,现潜伏在京,企图窃取国家领导人在‘国庆50周年’检阅三军的重要情报”。

2001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新闻返回广州的邓世祥以“邓子龙”和“保罗”的化名混入《新快报》。2001年3月,当有关媒体披露其丑恶行径后,广东省委宣传部纪检部门及《羊城晚报》又一次将之除名。随后,神通广大的邓世祥又以欺骗手段化名为“邓子龙”进入了另外一家《信息时报》。他一边继续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做着记者,一边利用该报的传真和电话,借以南方日报社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继续对我进行诬陷。甚至只要他发现有关报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会追踪寄信诬告。

见多次“投诉”无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邓以侵犯其名誉权为名,将《深圳法制报》两位文章作者以及该文责编一并推上法庭,并狮子大开口地要求同赔偿其巨额损失100万元。

当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万言的民事诉讼状时,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邓世祥这次竟然在致广州花都区人民法院的起诉状和附件中,又一次颠倒黑白,胡编乱造,有恃无恐地制作假证,并对我进行攻击和诽谤。

面对邓世祥的狂妄和有恃无恐,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这样沉默下去了!如果我再沉默,只会更加助长邓的嚣张气焰。我决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用法律来严惩这个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同行!我决定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将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就在我向北京朝阳法院递交自诉状不久,邓也以我和《深圳法制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花都区法院提起诉讼。我在进行答辩准备的同时,决定对邓世祥进行反诉。

2001年6月30日,我从北京供职的一家报纸辞职,决定南下与邓打这场官司。在开庭前几天,邓世祥还让人在电话里公然威胁我:你是广东公安通缉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处找你,广州某某部门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如果敢出庭,警方会当场抓你!11月15日开庭这天,我不但从北京特意赶到广州出庭,而且作为重要证人的陈良琴也出庭为我作证了!开庭前的十多分钟,我终于又见到了邓。只见他背着一只很讲究的采访包,与他的代理律师、南方日报法律部主任刘祥武昂首阔步地跨入法庭。从1999年7月,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邓,谁也没想到,我们的相见竟是在法庭上。

8时30分,法庭准时开庭了。审判长张文益和两位女法官及一位女性书记员分别进入法庭就坐。由于原告和被告都是新闻记者,同时在旁听席上参加旁听的公民中,大都也是来自新闻单位。进入法庭时,一位法警对每一个入庭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不让带相机、录音机和摄像机等。紧靠被告席的,是特地从深圳赶来的《深圳法制报》的七八位同仁;靠原告那边的,是邓特意带过来的几名记者,除了一个叫王道春的记者我认识外,其余的都是陌生面孔,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敌意。

庭审开始了。审判长让原告向法庭申请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邓没有开口,而是由代理律师刘某慢条斯理照本宣科地宣读了漫长的诉状。然后就是作为第一被告的《深圳法制报》进行答辩。第一被告的两位代理人均为报社的两位领导,一个是赵龙,一个是刘刚强,两人不但是记者编辑,而且都是资深律师,对法律知识非常熟悉。

我接着也进行了答辩,并针对原告的所谓事实进行了反驳,并向法庭递交了一大堆证据。经向法庭提议,被告方的主要证人陈良琴满面凄凉地走上了法庭。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当陈良琴进上法庭时,邓的脸色一下子显得很苍白,两腿也不由发抖起来,他的代理律师刘祥武也露出了极为不自然的表情。

陈不但指证了当年邓是如何利用老乡和其兄的同事关系骗取了她的信任,将她从北京骗至邓家、并趁夜深人静之机强暴了她,她又是怎样顶着压力含辱生下了她和邓的非婚儿子邓珂;以及目睹邓带着临产的李某公然回到老家生下他们的儿子,并花言巧语地多次欺骗她。同时,陈还当庭出示了邓和李某的多张亲密合影以及邓在几年前亲笔写给她的多份情书原件。面对陈的血泪控诉,强作镇定的邓世祥虽然几次不得不低下了头,但还是声嘶力竭地狡辩道:我从不认识一个叫李梅的女人,那照片上的女人只不过是他以前的一位女同事;我和陈良琴以前只谈过短时间的恋爱,但从没有和她同居过,更没有和陈良琴生过儿子。当审判长把他几年前在广州写给在京城的陈良琴的几封亲笔情书拿到邓的面前,质证那上面的内容是否为他亲笔所写时,邓显得手足无措,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只好小声地承认,信是他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与陈谈过几天恋爱;当法官指着上面他为尚未出生的儿子取名的有关内容问他时,他只好低下头去,嘴里还是不服气地嘀咕:我从没有与她生过儿子,我至今还是未婚。为了证实他的未婚,他的代理律师还特意向法庭出示了邓目前的户口所在地花都区某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一份有关他的未婚证明。

作为主要证人,陈良琴特别就本案的两件事进行了证明:第一,关于《深圳法制报》文章中所涉及的邓世祥当初强暴陈良琴的问题,陈良琴在法庭上再三证实,当初她根本不喜欢邓,是他以欺骗手段将她骗至家中,并利用半夜无人之机,强暴了她。第二,邓世祥是否欺骗过她的感情并与她同居且生过儿子。陈良琴向法庭出示了邓世祥当初和她在一起的亲密合影、邓和儿子的有关相片,提供了1994年邓在她妊娠期间,亲笔写给她的情书,其中有邓世祥当时为尚未出生的儿子亲笔起名的多封情书原件。第三,陈良琴特别证实,她和石野的相识是通过邓告诉的传呼机,她只是把她和邓之间的有关情况告诉了我,好让我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劝告他;1999年8月份,她带儿子来广州后才第一次见到石野,当时还有石野的女友;她当庭痛斥了邓世祥的诬蔑之辞,并用铁的事实表明,她和石野绝对没有像原告邓所指的“有同居关系、有不正当关系”,这完全是邓世祥的恶意诬蔑。

第二个出庭作证的是我的女友。女友在法庭上作证:第一,被告石野每次与陈良琴母子见面我都在场,我和石野只是出于同情和义愤帮助他们母子,并援助这对可怜的母子;第二,在此期间我和石野一直是恋爱关系,他绝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异性有同居关系或不轨行为,这只不过是邓因石野在媒体上揭露了他的丑行而对石野进行诬陷而已。

在第一被告答辩完毕后,我当即对原告所诉讼的有关事实进行了一一答辩。同时,我当庭对邓世祥进行了反诉,并要求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及其他有关损失共人民币10万元。法院当即受理了我的诉讼请求。但当另一被告《深圳法制报》对邓进行反诉时,法庭以“应回深圳罗湖区起诉”为理由,没有同意。后来,报社在罗湖区将邓世祥告上法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花都法院却对我的反诉一直置之不理,同时,邓的代理人—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法律部主任的刘祥武,竟在法庭上矢口否认邓世祥曾被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两次开除过、邓从来没有与李梅和陈良琴生过小孩、邓至今是未婚,云云……

随着法庭对有关事实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早就浮出了水面。邓带来的那几名记者,在铁的事实面前,怎么也坐不住了。下午的庭审刚开始,他们都先后离开了法庭。尽管如此,邓在法庭上还是面不红心不跳,他的言行举止激起了众人的愤怒。

最后,法官向原、被告提出是否接受调解时,邓马上表示愿意与我调解,但要我赔他一笔钱;而我则坚决拒绝调解。

邓当然做梦也没想到,一向老实的陈良琴会在关键时候南下出庭为我作证,他虽然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就在当天晚上,住在招待所的陈良琴,多次接到邓的威胁电话;随后,又有一个自称是邓朋友的男人打通陈良琴的手机,指责她太无情无义,骂她不该出庭为石野作证,还称邓再不好,也是你儿子邓珂的父亲。半小时后,陈良琴又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威胁电话,本来就生性胆小的陈良琴,说什么也不敢再在那个小招待所呆下去了,赶紧向我和女友打电话求援。我和女友当即坐出租车将她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为了防止万一,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深圳,然后从深圳直接坐火车北上。

2001年11月6日,《深圳法制报》也对邓进行了反诉,并要求邓赔偿有关损失50万元。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就此案特别指出:首先,依据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及多次调查采访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进行报道,不构成名誉侵权。《深圳法制报》报道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特许权应给予保护。《无良记者风流成性包“二奶”》(下简称“无文”)一文的作者主要是根据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基本素材,报道了陈良琴是如何与邓认识、同居、生育,后来邓又是如何喜新厌旧,最终致使母子受到遗弃的悲惨遭遇。在生效的民事判决没有被推翻和否定之前,文章中所反映的主人公“长时间的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的抚养”等事实都是非常确定和真实的。因此,作者和报社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实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无》文的主题思想以及报社的编后语是伸张正义、保护弱者、鞭挞丑恶、扶正祛邪,告诫人们引以为戒,从而达到普及和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的9月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明确规定,新闻单位享有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的“特许权”。《无》文属于批评性新闻报道,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原告所认为的侮辱其人格的内容,也主要来自于生效判决。因此,本案不构成名誉侵权。其次,原告的隐私权不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原告和文章中的女主人公是正常恋爱或同居关系,可以认为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使受到行政处分,传媒也不宜报道;但事实上,本案原告邓世祥公然违背社会公德,道德败坏,长期与两位女子非法同居,并与她们生儿育女的畸形状况,是一种丑陋的行为,更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制的尊严,报纸和社会大众予以公开批评、谴责,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原告在诉状中认为侵犯其隐私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时间已过去了三年时间,也不知何故,我们的那个案子,至今都没音讯。

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将满面憔悴的陈良琴安全地送上了北上的火车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地。但是我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却在后面等待着我……

三位著名法学家为我做论证

我和律师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到了邓世祥诬陷我的有关材料后,首先于2001年9月底,以个人名义在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晚报》及《北京电视台》等三十多家报社的政法记者公布了邓对我进行疯狂诬陷的所有证据,并决定通过刑事自诉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著名法学家杨敦先对此事极为关注,他指出:“邓世详的恶行令人发指,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理应受到严惩。作为新闻记者,应该勇于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石野记者目前所掌握的有关证据及所受伤害的程度,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以诽谤罪前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也可以以诬陷罪前往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公诉,使作恶者被绳之以法。”

我的代理律师刘月楚认为,从邓的主观心理状态来分析,邓编造并到处散布虚假事实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想使自诉人石野受到刑事追究,而且也是为了使石野身败名裂,从而达到损害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目的。刘律师说,由于诽谤罪侵犯的是名誉权、人格权,遭受损害的客体的标志是无形的,因而在本案中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伤害的事实是难以用金钱来计量的。

2001年9月28日,《工人日报》在第三版以《为批评报道遭诬陷 记者维权刑事自诉讼—此为国内首宗记者刑事自诉案》为题,以该报政法记者周兴旺的采访文章第一次向社会作了披露,全文如下:

9月27日,一起关于新闻记者被迫采用刑事自诉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案件的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据悉,记者刑事自诉目前在我国尚属首宗。

今年2月22日,本报新闻周末头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署名石野、题为《只能眼睁睁看着负心郎逍遥法外?》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原《南方都市报》聘用记者邓世祥以欺骗手段迫使姑娘陈小芹(又名陈良琴)与其未婚同居且生育一子后,又同时在广州与另一名叫李某的女子非法同居,并生育了一子一女的事实;3月14日《深圳法制报》及《现代快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发表或转载了此文。令人遗憾的是,邓世祥以报假案、写举报匿名信等不同手段,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投信,称石野“私藏枪支,为黑帮头目;长期在京搞恐怖活动;诈骗巨额钱财、为广东警方追捕的负案在逃犯”等等,致使石野身心遭受巨大伤害。在此期间,石野曾多次受到邓的威胁,几次受到不明真相的公安部门的立案侦察。经过咨询国内法律资深专家及有关法官,针对邓的行为及其对石野造成的严重后果,石野决定刑事自诉,以便更好地维护一名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谷辽海指出,根据我国新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陷害、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邓的行为令人发指,已触犯了刑事犯罪,理应受到严惩。

随后,国内多家报纸对此进行转载,此宗因记者写批评报道引出的全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由此拉开了帷幕。在此案中,作为原告的我是一名在南北新闻战线上奋斗了七八年的政法记者,而作为被告的邓也是一名新闻记者,因此,此案公开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记协及国内众多新闻单位的注目。

尽管我早知道打起这场官司肯定会有许多阻力和麻烦,但我没想到,我的这条诉讼之路会如万里长征一样,布满了荆棘,充满了险恶……

2001年11月8日,中国第二个“记者节”,这是全国70万新闻工作者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喜庆日子。可是这个节日对于我这政法记者而言,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11月7日,我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庭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自诉书,在这份刑事自诉书中惟一的诉讼请求就是:被告人犯诬告诽谤罪,请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我获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后,令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后面的经过会是那样的曲折和漫长,最终的结果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刑事自诉的方式向北京朝阳区法院立案庭递交了诉状。在等候了二十多天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以为北京的法院不愿受理我的案子。无奈之余,我决定利用与邓在花都法院开庭之机南下广州,向邓工作的所在地海珠区人民法院递交自诉状。没想到,就在我和邓对簿公堂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打电话者是负责我案情的朝阳区刑庭的法官逯艳光。他告诉我:我的案子朝阳法院已经以“诽谤罪”依法立案,并向我下达了立案通知书。由于其时我身在南方,无法及时回京,逯法官先后三次向我和我的代理律师发出了“诽谤罪”的立案通知书,要求我尽快赶到法院。我回京后,逯法官当作我的律师和一位女书记员的面高声地、狠狠地大骂了我一顿。之后这位逯艳光法官先是再三警告我:没有他的同意,不允许就此案接受任何新闻媒体的采访,更不能随意写报道。

2001年5月,逯艳光多次要求我陪他一起坐飞机前往南方调查取证,因官司而早负债累累的我只好称无钱陪同。对方尽管不高兴,最后还是独自专程前往广东和湖北做了调查。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位逯法官从南方回来后,态度却是判若两人,一再劝我撤诉,称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还声称邓世祥的行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并没有对我造成任成伤害,见我不答应,他竟然在法庭上对我粗言粗语地威胁起来,称,如果我不撤诉,邓也可以告我诽谤罪……见几次威胁不成,见我坚持己见,他最后也只好悻悻作罢。令我奇怪的是,这位法官每次约见在法庭见面谈话时,都是他一个人在场,只是到最后一次才叫了一个身着便服的人坐在一边……

然而,在我的翘首期盼中,2002年6月22日,法院以“本案诽谤地不在北京”为由驳回了我的自诉。

就这样,我这宗半年前法院就以“诽谤罪”立了案的自诉案,最后还是被法院驳回了。远在南方的邓自然喜不自禁,更加有恃无恐了!在此前,当邓得知我将他自诉到法院后,曾有半年时间不敢对我有任何“动作”。现在,打电话公然威胁我,并又开始了对我的疯狂诬陷,致使我在京城的生活和工作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中!

尽管我对逯法官的行为大为不解,但作为一名在南北政法界奋战了十年的新闻记者,我相信人民法院总有一天会给我一个公证的说法。我更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

我不服一审法院的裁定,决定上诉。为了向上级法院提交更多更新的证据,我又特意来到北京市公证处,请求公证部门对邓早于一年前就公布在一百多家网站上的诬告文字进行了公证。几位公证员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也不由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还从没有看到有人敢在网络上对一个人如此中伤诽谤!这种人不受到法办,实在是对中国法律的亵渎!

在我的律师的帮助下,我一边按照法律的有关程序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同时我也学着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有冤枉和委屈的老百姓,曾先后多次前往北京市政府、市人大等部门上访。一些上访的老百姓知道我的遭遇后,大都惊叹地说:怎么连你们记者也来上访了?难道你不能借助新闻媒体曝光吗?

我无言回答,只能苦笑而已。

2002年6月26日,在报社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将有关邓的诬陷证据及材料递交给中国记者记协维权处。有关领导接到我的投诉后,对此高度重视,但有关同志告诉我,广州市那边的人不配合调查此事,他们又不是执法部门,对此也没有好的办法。

由于此案早已在京城新闻界传得沸沸扬扬,并受到多位法学专家的关注,在几位政法记者和有关律师的建议下,我决定以个人名义举行一场专家论证会。当我把有关案情和证据分别寄给了我国著名的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先生及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先生后,得到他们的高度关注,表示愿意为我伸出援助之手。特别是陈兴良先生,为了帮助我,他几次推迟了出国讲学的机会,开会的当天上午,他又将定好的出国时间推迟。

2002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我以个人名义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场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国内首宗记者刑事自诉案专家论证会。

这天上午,第一个来到会场的是陈兴良先生。接着,张泗汉先生以及韩玉胜先生早早地来到了会场。这场论证会也吸引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30余家新闻媒体的政法记者。

几位专家分别围绕着本案的程序问题,本案的实体问题以及本案的意义等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中国三位著名的刑法专家严肃而认真地对我的这宗自诉案发表了论证意见。

上午9时,论证会开始。

年逾六旬的国家法官学院老教授张泗汉先生是第一位发言的专家。他认为:朝阳法院驳回起诉是否有法律依据,程序问题是前提。《刑事诉讼法》第24条以犯罪地管辖为主,如果被告所在地适宜亦可。由被告所在地受理,这是例外的情况。犯罪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两种。本案中,被告人以文字诽谤的形式,发生地在广州,但结果地在北京。所以,北京和广州都可以认定为犯罪地。1998年6月29日对犯罪地的司法解释规定为一般原则,犯罪结果地仅指财产犯罪,故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歧义。法官是否认为广州管辖适宜,裁定书也没有表达。本案中,法官可能考虑被告人如在北京诉讼,会发生累诉,故从这点说法院也不能说没有法律依据。实体上邓世祥构成了诽谤。在客观上邓世祥不仅捏造而且散布了虚假事实,其对象是指向特定的具体人—石野。主观上邓世祥是直接故意,目的是达到诋毁石野的人格,破坏他的名誉,也企图使他受到刑事处罚,后果是严重的,社会影响很坏。邓的行为已完全构成诽谤罪。理应受到刑法的处罚。具体到邓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要看其主观目的是否是意图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关键要看是否有这方面的证据。

陈兴良教授发言说:本案的程序问题我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下面主要从实体问题的角度来谈谈。从实体上讲,本案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邓世祥客观上有捏造事实的行为,并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二、邓对其所捏造的事实进行了广泛的散布;三、邓的主观上具有诽谤的故意;四、邓的诽谤动机属于情节严重。这主要表现在:诽谤的动机是比较恶劣的,所捏造的内容在性质上也是比较恶劣的,并且散布时间较长。所以,本案符合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构成诽谤罪,应当追究邓民世祥的刑事责任。

韩玉胜教授认为:从程序上,称诽谤罪是很笼统的,但从刑法本身讲,犯罪地包括行为地和结果地。因此,朝阳法院的作法虽然不能说违法,但却有点不合情理。相反,受理此案却比较切合实际。实体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既有捏造事实的诽谤问题,又有捏造犯罪事实的诬告陷害问题,因此,邓的行为又构成了诬告陷害罪,符合诬告陷害罪的特征,而不论石野是否受到了刑事追究。从邓的主观心理状态来分析,邓编造并到处散布虚假事实的主观意图不仅仅是想使自诉人石野身败名裂,从而达到损害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目的,而且企图使石野受到刑事追究。邓的诽谤方式不仅有电话、电传、书信,更有能流传全球的网络,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几位专家获知了朝阳法院那位法官的所作所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像这样的诽谤案,都是白字黑字,根本没有必要去南方调证,只须将有关诬告材料上的字迹作鉴定,就可以了。

最后,与会专家最后一致认为,本案从程序上讲,朝阳法院驳回石野的起诉,虽然不能说违法,但却明显不合理。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之规定,法院以犯罪地管辖更为合适,而本案的结果发生在北京,所以北京朝阳区法院受理此案更合适。

为了能让人民法院更好地听取他们对此案的具体论证意见,三位专家特意让两位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硕士、我的同事王洪坤和白洁将有关意见整理成文字,并在打印稿上当众慎重地签上了他们各自的名字。

第二天,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北京晚报》以图片新闻的形式,以《国内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即将开庭》为题,向全国披露了此案。随后,《中国税收报》在法制周刊栏目上,以《一篇报道 三年麻烦 三场官司》为题报道了案件的全过程。稍后不久,国内著名杂志《知音—打工》也以《SOS,援助打工妹的记者惨遭诬陷》为题,以长达6000字的篇幅更为详尽地披露了这宗全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的瞩目。

为揭真相两入牢狱

因为揭露邓世祥的丑恶行径,使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但受到邓世祥长达6年的诽谤和诬陷,而且在这期间,我曾在南方和北方曾因为与邓世祥对簿公堂而两次入牢狱,一次是2000年10月广州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由,对我进行了长达11天的非法拘禁;另一次是2005年3月北京朝阳区法院以我“拒不执行判决”为由,对我进行了15天的行政拘留……

2000年10月底,也就是我与邓在花都区法院对簿公堂后的第三天夜晚,灾难突然降临:我被广州市警方以“出卖国家情报罪”为由,强行戴上手铐押上警车,自此遭到非法拘禁长达11天……

我被秘密关押到广州小北路的一知名的住宅内,直到第11天后,对方才称,鉴于我有悔改之意,决定对我免于刑事起诉。但他们要求我对三年前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幅有关“祈福新村”谋杀案的照片“招供”,因为后来此照在几天后被香港的一家报纸转载了,我因此而成为了“涉嫌出卖国家情报”的犯罪嫌疑人,但是至今令我这个政法记者无法明白的是,三年前,我根据领导的指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张照片,怎么会是出卖国家情报呢?如果我真的触犯国法了,为何直到三年后,在我回穗与人对簿公堂时才对我这个嫌疑人采取行动呢?我不明白。我实在不明白……

下午3时许,对方一位工作人员又要我写一份所谓的保证书,我实在不知应该保证什么,只好让他“指点”。说是指点,倒还不如说是听从他们的口授。经过三次认真修改和领导审核后,他终于表示同意过关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上面的内容有保证不向外人,不向新闻媒体,特别是港澳媒体透露本人曾被审问的事;保证在法定日期内,把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三年间,收取有关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邀请我开会时对方送的礼券红包等,共三千余元的“赃款”上交有关部门……

在我临离开前,没想到他们又强行要求我接受拍照存档,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把当成了 “犯罪嫌疑人”了。我的这段耻辱经历不但会像烙印一样永远地烙在我生命的记忆中,而且还会留在他们的所谓档案袋里。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后来愤而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多位人大代表投诉过。

晚上7时许,他们威严地向我宣布,从现在起,我已被解除“监视居住权”。满腹狐疑的我,再三向他们提出:国家执法部门审问了我十几天,按有关法律程序,也应该向我这个当事人出示有关书面的文件吧?但他们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其中一位执法者还振振有词地称:我的行动是保密的,现在放你出去已是不错了,还敢向我们要什么手续?是不是想让我们给你送到更好的地方去?!接着,“眼镜”和瘦高个子又拿出一块黑布为我蒙上了双眼。两男一女,把我带上一辆早就停在外面的小车中,向外驶去。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刚回家的第二天,邓世祥就打来了电话,很得意地幸灾乐祸道:你不是很牛么?怎么样,被审讯的滋味很好吧?接着,我被审讯的事在新闻界传遍了。同时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经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的住处附近游动。

通过这场灵与肉的折磨,我非但没有沉沦和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打胜这场官司的决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法学专家得知我在广州的真实情况后,马上严厉地指出:他们这是非法拘禁!你完全可以起诉他们!

是的,任何一位新闻工作都明白,在采访工作中遵纪守法是前提,特别是新闻传播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我国的《刑法》、《保密法》、《安全法》均有明确的规定。《保密法》第8条还明确地规定了保密的内容及范围。我国《安全法》第28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安全工作的秘密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我实在不明白,我在采访“祈福新村”案的前后过程中到底在哪方面触犯了“国家的机密”?我的有关祈福新村的正常采访到底是否构成“出卖国家情报罪”呢?广州国安为何只在我的身上找碴呢?其中的缘由,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我这位政法记者也明白,他们的此种行为早在中国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那么,新闻记者到底能不能与港澳新闻媒体正常来往呢?还是让我引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第十二条中的有关规定吧,该规定明确表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加强同香港特别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团体的了解和合作。做好港澳台来祖国内地采访记者和港澳媒体常驻内地记者的接待、管理和服务工作。增进同海外华侨、华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团体之间的友谊、交流与合作……

再说,1998年6月13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张有关祈福新村凶杀案的照片,是在报纸公开发表后,香港某报在一周后再转用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又怎么能算是“国家情报”呢?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真的向香港媒体投稿,我最多也只是算违反了有关新闻纪律,因为这样一个众所瞩目的特大凶杀案,早就被数家新闻媒体所报道: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香港,怎能又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沾上边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涉嫌犯罪”的不仅是我这个小记者,而应该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南方都市报的领导及有关编辑了……

漫漫诉讼何为止境?

2002年6月25日,我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时重新补充了新证据—由北京市公证处公证的权威证据,以及三位著名法学专家的对本案的论证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2002年10月28日,北京二中院刑事庭还是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决定。

2002年7月3日,我依有关程序向北京二中院提出申诉后,立案庭依法立案,有关法官也找到我和我的代理律师作了调查,如今,又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候法院的消息。2004年6月,当我的律师多次向北京二中院负责此案的法官询问案情时,对方却称早就发出裁定结果了!还说收没收到已与他们无关……后来,直到2004年10底,还是代理律师周剑英上门索要了一份,此时,这份迟到的法律文书已与法定时间相距近两年了。

2004年“两会”期间,我的案情受到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进行了立案审查。直到10月份,最高院立案庭的苗法官通知我和律师就案情有关情况前往高院面谈。我和我的代理律师周剑英赶到最高院后,苗法官告诉我们:从我所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那个被告邓世祥犯罪是无疑的,现在有关我的这宗案子是存在着程序的争议,是哪家法院审理的问题。他告诉我,由于案子被北京两级法院驳回,要想在京重新审理可能困难较大,最好还是回广州有关法院立案。如果去广州市立案的话,他将会大力支持我;如果我还是坚持在京打这场院官司,估计难度较大。但我认为,被告的犯罪所指对象是针对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我,我已在京生活了五年之久,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案理应在京审理为好,何况,国内几位著名刑法专家都特意对此提出了论证意见。

由最高院转到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后,至今又是一年时间过去了,我尽管多次打听,但至今不知此案结果到底如何?但我知道,这场官司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早就下了决心,不管诉讼之路如何艰难,一定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否则,这不仅是对新闻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亵渎,更是对中国法律的戏弄。

如果不是那次报社领导安排我们前去暗访,如果不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生死历险,如果不是在暗访中我们的传呼被抢,如果不是我们一起去配置了中文传呼,如果我们当时不共用一个密码,如果邓世祥没有告诉陈良琴我们的传呼号码,如果陈良琴没有打通我的传呼,如果我不去多管闲事,也许我走的会是另一条路,我过的也许是另一种生活……

我这样做对吗?我经常在黑夜里痛苦地诘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呢?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但答案总是在黑夜里,在我的噩梦之中……

因为这长达六6年的诉讼,我的生活一直处于窘迫之中;因为自诉到法院后一直没有开庭,邓世祥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本人进行诽谤和攻击。最近,当我前往北京高院再次询问有关案情处理意见时,有关法官竟告诉我:他们已转交给北京二中院了,而二中院称根本没有收到,可能是转交中丢失了……

无奈之余,我的代理律师只好重新向法院提出申诉。

至今,我这位流浪记者仍然为我的这宗拖拉了6年之久的自诉案在奔波着,奔波着……

欢迎大家对此案进行探讨,谢谢!

(石野,1972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农村,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做过保镖、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过役,在南方和北方做过10年政法记者。曾任《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记者和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现为京城自由新闻人。

已在国内百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000余篇,300多万字,作品曾被国内外多家报刊和网站转载,其卧底历险的传奇经历曾被《知音》、《家庭》、《华西都市报》、《华商报》、《文摘报》等多家畅销报刊及各大网站介绍过。著有长篇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及《我在北京做记者》(即出),长篇纪实《天理难容:中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始末》、《审判医院》、《拯救父亲:中国癌症现状调查实录》等即将出版。

电话:01081682364\QQ:410620182\sos7272@163.com)

附录:

只能眼睁睁看着负心郎逍遥法外?
——一位弱女子艰难诉讼之路

一位年轻漂亮的河南打工妹,在8年前惨遭一名同乡强暴后被迫与其同居,并生下一个未婚儿子。但就在她待产期间,那位已经混入南方做记者的风流“丈夫”,竟又与另一女子非法同居且先后生育了一个儿子。

在她获悉真相后,这位老乡不仅与“小妾”共同购买了楼房和10多万元的小车,还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并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负担孩子的相关抚养费。这位饱受欺凌和折磨的弱女子忍无可忍,一纸状词将负心郎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仅仅判决他们的非法同居关系解除,判决男方每月支付人民币100元孩子的有关抚养费,但至今她和儿子一分钱都没拿到。同时,面对于这位弱女子所遭受的巨大伤害的痛苦,这位恶男人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至今逍遥法外……

寒夜失身,弱女产下未婚子

陈良琴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给她带来终生屈辱和痛苦的寒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戴着近视眼镜的邓世祥,喘着粗气,像饿狼一样扑到正在床上熟睡的自己身上……事后,邓跪在地上指天发誓,保证会一辈子对她好。邓的家人也轮番做痛哭不止的陈良琴的工作。

这是1993年冬天,河南省光山县河镇邓世祥家中。一日,邓家邀来亲朋好友,按当地农村风俗摆了订亲酒席。无奈之余,软弱的姑娘只好与他守志了夫妻生活,之后又跟着邓到北京租房同居。当她几次要求邓世祥去办理结婚手续时,都被邓以年龄尚小为理由拒绝。这一年,陈良琴年仅20岁,邓世祥23岁。

1994年4月,陈良琴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几次提出要打胎,但都被邓世祥拦住。怀孕期间,陈良琴和家人曾多次催促邓办理结婚手续,但都遭到邓的坚决反对。

由于邓在京混得不好,就决定去南方发展。他先骗挺着大肚子的陈良琴到郑州市陈的大姐家中待产,自己只身南下广州,进入了广州一家报社工作。

2008-04-07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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