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提高“两个比重”是一个热点问题。如何提高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一个财政体制问题，只能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格局来实现和规范。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有 90 ％以上来源于税收，因此，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的关键是要提高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
　　研究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把这个问题单纯看成是一个征管问题，这固然没有错，但是不够全面；另一种是以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这一问题，分析这一经济现象与我国经济特点、预算管理、企业现状、征管机制、税制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找答案，这样可能更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1994 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每年都以 1000 亿元的幅度增加，但是，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却一直徘徊在 11 ％左右，与世界各国平均税负水平相比，明显偏低。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认识。
　　—— 费大于税，企业负担重而实际税负轻。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清费立税”课题研究报告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我国各项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10 ％；经过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省一级政府批准的各种规范收费收入占 GDP 的 10 ％；省以下政府和部门擅自确定的乱收费收入占 GDP 的 10 ％。以上 3 项收入加起来大约在 25 ％—— 30 ％之间，大大超过了 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 17 ． 5 ％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 30 ％的宏观税负水平相差无几。外国也有非税收入，但一般不超过财政收入的 10 ％，像我国这样费高于税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大量非税收入的存在，一方面使企业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使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低。
　　——来源于主体税种的收入受企业经济效益制约。我国的主体税种是增值税，约占整个税收收入的 40 ％。而增值税是依据企业的产。销增值额计算纳税的，受销售利润率的影响很大，增值额大则纳税多，增值额小则纳税少，没有增值不纳税。现在，作为主要税源的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销售利润率很低，效益不佳，致使产值高而含税少。
　　——农业国与工业国在税收上不可比。农业是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各国对农业都采取了扶持政策，税负普遍偏轻。由于各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不同， GDP 中所提供的税收绝对值也不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 18 ． 7 ％，而第一产业所提供的税收（农牧业税）只占各项税收收入的 4 ． 8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百元产值含税的比例必定会加大。
　　——统计中的误差也影响到税收占 GDP 的比重。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繁重而复杂的，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浮夸和干预，给做好统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雄，从各种新闻媒体披露的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可以看出，统计不实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实实在在的速度”。如果 GDP 有水分，它与税收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肯定要发生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税收征管不到位。十几年来，税务系统一直在苦苦探索，征管模式几经改革，力图解决日益突出的偷逃骗税问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明显突破。由于正值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都不断发生变化，税收执法环境有待优化，经济秩序在某些地方和领域还很混乱，企业多头开立银行账户、资金体外循环、假账假库的问题非常普遍，这些，都给税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逐利，抬基数，保基数，再加上某些地方领导忙于体现政绩的短期行为，使得我国的税收征管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偷税与征“过头税”同在，欠税与“寅吃卯粮”并存，扭曲了税制公平，影响了企业平等竞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各种征管措施的到位和税收征管环境的改善，现行税制增加收入的潜力越来越小，要想大幅度提高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必须在加强征管的基础上另谋新路。
　　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属于间接税，从理论上讲，税负可以转嫁，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则是过剩经济，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税负转嫁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提高税率，还是扩大税基，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美国著名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创立的拉弗曲线证明，税收收入并不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无限地增加，超过了极限，税收收入就会递减。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加重对困难企业的课税，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条出路：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开辟第二税源，面向富裕家窿开征新的税种，加大对所得和财产课税的比重。
　　加大对所得和财产课税的比重，其必要性在于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其可能性在于有丰厚的税源作为基础。国民财富是在 3 个主体间分配的，一是国家，二是企业，三是个人。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家财政困难，国有企业也困难，职工下岗分流，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尚未脱贫，说明为数不少的老百姓还困难。人们不禁要问，国民财富流到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有资料表明： 1994 年，在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占全国人口 3 ％的高收入户拥有 28 ％的储蓄额； 1995 年， 20 ％的储户拥有 60 ％的储蓄额。世界各国一般都用基尼系数来反映一国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0 ． 4 到 0 ． 5 为差距较大。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统计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逐年递增，已由 1993 年的 0 ． 375 扩大到 1996 年的 0 ． 39 ，这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一部分富人和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据此推测，现在，基尼系数肯定突破了 0 ． 4 ，“向富人征税”——这个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反复提及的问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应该说，社会上出现了富人阶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正常现象，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水平的公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高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很可能会引起公平的失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很难做到收入均等。因此，党和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防止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不仅会积累社会矛盾，也会导致经济滑坡。缺钱的人必然缺少购买力，而钱多的人该买的东西都买了，把剩余的钱存在银行，这样，又必然导致社会消费下降，总需求不足，造成经济低迷。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收入保障制度去调节，在这三大机制中，税收是一个中心环节。